循此而化，至哀公十四年获麟之时必定臻于传说中的尧舜之世。

因此，道就有了作为万物之本体的资格。有，名万物之母一句：道的两个相反相成、互为根本的面向被老子指称为无和有。

通俗地讲，道无条件地、无选择地（第六十二章：道者万物之奥。但引力引发实有沉潜、卷缩的过程同时又是虚无与实有之间的斥力储蓄的过程。同出是说有和无的作用（引导、推动、结合、转化等等）是一同出现的，相对而生的。意识所指就是我们注意力所在，就是我们直接的所见所观。道由什么混成呢？从前述可见道是由无和有混合而成的动态整体，所以不能说道是无或是有，而只能说道是无名，是朴。

一个是名，强调的是两者能相互引导，相互推动。老子所用的修道方法不但他自己能用，其他人也能用，因为道是所有人的终极本性和本质力量，是道生人时遗传给人的，人依靠道而通达道就是依靠自己的终极本性和本质力量而通达道而已。他们作为新一代的现代新儒家群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解也许更富有时代特色。

也有不同的主张，从而表征出不同的义理走向。72 参见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5-298页。68 参见程志华：《道德的形上学与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他们大多相信，作为人类多元哲学中的一元，儒学必须面对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必须注重与其他思潮流派、文化传统的交流，在冲突与对话中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

1986年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所及哲学研究所教授，1987-1990年任哲学研究所所长。概括地看，李瑞全力图避开乃师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以收摄民主和科学的理路，转而开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并尝试把这些研究与儒家哲学关连起来。

为中央大学《应用伦理研究通讯》创办人、香港中华生命伦理学会创建者之一，曾兼任《鹅湖》月刊社长。因此，公元前5世纪这个巨人时代乃是一个轴心时代。43 参见王邦雄《自序》，《中国哲学论集》（增订三版），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第1页。1993年借调至台北大学筹备处。

62在他们看来，要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不仅需要对经典有深度的理解和诠释，而且更需要正视时代问题。1985年应聘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其二，由存有三态论开启意义的治疗，即通过存有的治疗消解话语的异化。……‘后儒学的‘后并不是时间的观念，而是一种断裂性的代称。

其三，从外王的学习过程中调节内圣，即外王与内圣两端而一致，由此而解决道的错置问题。期间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38 戴琏璋稍年轻于蔡仁厚，1932年生于浙江省丽水县，1948年只身到台湾。因此，这种观点与上述第一种观点不尽相同，因为它不是围绕着道德的形上学本身作文章，而是围绕着儒学之道德教化功能作文章。

这样，在真我统摄下的三我不仅有一个共同本体，而且可以应对多方面的理论诉求。19历史地看，《宣言》的发表不仅被认为是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形成的标志，亦被认为是整个现代新儒家形成的标志。实际上，若超越护教与批判的角度，从其思想的实际情况来看，鹅湖学派的思想理论是多向度展开的。具体来讲，牟宗三主张良知不仅是德性主体，而且亦是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其间的通道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他们接着 9宋明理学讲，把心性之学看作中国哲学的核心和道统。46 参见王邦雄：《中国哲学论集》（增订三版），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第4页。

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哲学和古代语法两个领域。不过，牟宗三通过由良知开出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赋予儒学以独一无二的优位，又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护教立场。

在此意义下，牟宗三实是儒学最大的别子为宗 51。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精诚努力，台湾鹅湖学派已然成为当代新儒学的重镇。

比如，鹅湖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其共性的义理是什么？其诸成员之间不同的主张有哪些？哪些义理可代表未来儒学发展的走向？等。29 现代新儒学之后续发展问题之所以引人关注，确实与牟宗三哲学达至时代高峰有关。

他说：就哲学的本性而言，既没有古今之异，也没有新旧之分，应该是超越时代的。所谓哲学的个体性，是指哲学作为一种学说，通常是哲学家个体劳动的成果，因为不同哲学家往往具有特别的眼光，即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致思路径和不同的理论主张。不这样地坎陷，则永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现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咨询委员兼任研究员。

他认为，儒家哲学的宗旨是仁义本心，因此须以其为生命安顿之所。78 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6页。

1988-1991年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相对地讲，这个群体不仅成员规模大、声势强，而且薪火相传的格局已然形成。

亦可开出现象界，成就执的存有论。43从学术面向来看，王邦雄思考的重点仍在世道人心的改变。

他说：能否有朱子、阳明一类的人物使之大行于天下呢？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当代新儒家能否解决新外王的问题，而成功地应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挑战，如同宋明时期成功地应对印度文化的挑战一样。不过，在这些群体当中，最有影响的是围绕牟宗三形成的鹅湖学派。现任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兼任台湾生命伦理学会理事长，《鹅湖》月刊编审委员，《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人文学报》主编，《应用伦理研究通讯》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等。蔡德贵说：蔡仁厚在当代新儒家中属于继承之儒。

其中，林安梧之由存有三态论代替一心开二门的后新儒学，或可成为儒学将来发展的合理向度之一。很明显，由良知到道的转化凸显了由主体性向客体性的转化，即凸显了由主体主义向存有意识的转化。

这样一个体系即是其道德的形上学之骨架。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论的艰巨任务。

它自觉地要坎陷其自己即是自觉地要这一执。例如，孔子殁后，儒分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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